国博馆刊︱马车与炮车：马戛尔尼使团礼品中的“舆盖”

  英国马戛尔尼使团送给乾隆皇帝的礼品中包括马车和炮车，在中文礼单中排列第15和17位，并不像科学仪器那样惹人注目：

  第十七件：铜炮、西瓜炮数个。操兵可用。并有一小分红毛国兵，跟从贡差进京。若是大皇帝喜欢看西洋炮法，能在御前试演。

  但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礼品购买清单，置办、改造和包装马车的费用高达2123英镑，远超礼单前两项的天文地理大表（Planetarium，约1263英镑）和天地球仪（Globes，约971英镑），是使团礼品中最宝贵的单项。炮车则由英国政府供给而非东印度公司收购，其重要性显而易见。为操作这些马车和炮车，使团还配备了一个马夫、一个马具匠和二十名皇家炮兵队战士。

  嘉庆帝《职贡图联句有序》中描绘：“英吉利本亦荷兰属国，其地富厚，其人亦工巧，能制车舆、仪器。”在清代宫殿的知道中，车舆与仪器偏重，代表着英国的技能与艺术成果。但在马戛尔尼使团的相关研讨中，对科学仪器有着比较广泛的评论，而对与之平等重要的马车和炮车则鲜有触及。本文结合中英两边档案和图像资料，对使团在京期间的献礼与自用、使团离京后的绘图与摆设、圆明园浩劫后的流通与保藏等状况打开研讨，力求复原马车和炮车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至咸丰十年（1860年）的前史际遇。

  依据清单，使团共置办了三驾约翰·哈契特公司（John Hatchett and Co.）的马车带往我国。其间，凉车（Summer Chariot）和暖车（Winter Chariot）是送给乾隆帝的礼物，第三辆马车（Third Chariot）为马戛尔尼自用。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1793年8月30日）有关“城内存留贡物数目”的奏案记载了前二者的尺度：“车二辆，凉暖各一（高九尺，宽六尺，通长二丈，四轮独辕）。”按1尺折合0.32米换算，两车各高2.88米，宽1.92米，含辕通长6.4米。为契合礼仪，两车在装修方面特意运用了黄色调为主的资料，并制作了斑纹。不同之处在于，凉车包括八块玻璃和八扇百叶，暖车仅为四块；凉车运用了波纹塔夫绸内衬，而暖车则为天鹅绒；凉车两门上制作了象征性的人物画，而暖车则无。

  作为大件礼品，凉车和暖车并未被带往热河，而是暂存在北京城内的使团寓所，等候乾隆帝从热河回来后观看。1793年10月1日，皇帝回到北京后的第三天，两辆马车被送往圆明园进行拼装，“这几辆四轮马车和其他东西也运到了同一地址。大使团的马具匠、木工匠和几个机器匠的下手被派到那里去做拆开和设备到车上等作业。”10月5日，乾隆帝观看了设备好后的马车等礼品，并赏赐了英国工匠，“木匠和几个帮手被派到圆明园去收拾和设备车辆……皇帝亲身到了宫里，看过这些礼物今后，他愉快地指令支付八个银锭给每一个人。”

  第三辆马车为马戛尔尼和小斯当东在从北京去热河的路上运用，这在使团成员的回忆录中有着丰厚的记载，生动反映了其时英国人对我国马车的观点、我国人对英国马车的猎奇、我国官员乘坐马车时的感触，以及这辆马车终究的归宿。

  8月30日，在起程前往热河之前，第三辆马车在城内寓所拼装并进行了试驾，引发不小的颤动：

  这天早晨，请木匠来拆开出一辆包装好的斯当东爵士的旧简便马车，马戛尔尼勋爵主张坐这辆马车到鞑靼。这车子引起了我国人的绝大留意，他们涌到车子周围来看它的结构和制作的资料；对这些他们极为惊讶的调查着，有些人这样的深切地要了解它的悉数结构，竟照它画出了各种图样……驾御马车的御者们被答应用一小时时刻在北京街道上操练行车，由官员和战士捍卫着进行。

  在去热河的路上，随行的我国官员（乔人杰和王文雄）初度体会了英国马车，为此兴奋不已：

  从北京到鞑靼区这条路上，这样规划的大马车，大约初次遇到。特使有时聘请几位同行的我国官员进到车来同坐一同。我国官员开始怕车身太高，简单倾覆，特使告知他们肯定安全。他们坐在车上，看到各种灵敏规划，测验到舒畅的绷簧座位，能够随意开关的玻璃窗和百叶窗，车子走得又稳又快，他们兴高采烈。

  在使团匆促离京时，马戛尔尼将这辆马车作为礼物送给和珅，但遭到了回绝。马车终究随使团搭船脱离我国，并在印度进行了修葺：

  马戛尔尼勋爵把他的花马车作为礼物赠送给阁老，但被回绝承受。所以就再提出要求，要把它拆开包装，但没有正真取得任何答复……可是在咱们到通州时却发现这辆马车已比咱们先到那里……所以把它移到河滨，在那里做了只箱子把它收起，避免继续受损，重行派定一只船运载这车辆。今后在我国经过了好几个码头，终究在印度麻德拉斯再加绘画修葺。

  他们除了一种较高的车外，没有结构更好的游览轮车。最好的是车安在四个蠢笨的轮子上，由五匹马或骡拉曳，两匹并排在车辕内，三匹并排在前。车子没有绷簧，因而极不舒适。马鞍、笼头和马匹的配备，偷工减料，比需求的重得多，对人畜都不便利。

  即便是乾隆帝的马车，也依然是“一辆两轮的蠢笨而没有绷簧的礼仪车”。因而，不管马戛尔尼或斯当东均以为英国马车在我国将有巨大的商场：

  他们十分喜欢我游览热河时乘坐的简便、整齐和宽阔的邮车，我的车夫驾驭之斗胆、灵敏及安全几乎把他们惊呆。咱们的马鞍和其他部分的马具特别招引鞑靼人，我想他们有的人或许逐渐选用。

  皇帝轿后有一辆二轮马车，款式粗笨，又无绷簧座位，同我国的一般马车相差无几。车上铺着黄绸，或许是预备皇帝在路上偶然换着坐的。同英国赠送的舒适、简便、富丽的马车比较起来，上下悬殊几乎不能够比较。我国人的民族爱情总无法否定和反抗舒畅便利的实践感觉。如同挂钟和布疋相同，将来英国马车也将在我国是一大宗产品。

  但在我国人眼中，状况恰恰相反，英国马车的规划不契合仪礼，皇帝底子不或许运用：

  由哈特切蒂（Hatchett）出产的两架美丽的车比其他礼物更使我国人利诱。在首都人们从未见过相似的车，他们对车上皇帝座位的争辩十分可笑。冬天的车厢、马车夫座位上的布篷有用玫瑰花装修的美丽边际，其神情的外观和高踞的方位，按大多数人的定见，当即被断定是皇帝的座位，但车内是谁的座位难以答复。他们审视了窗、帘和幕，终究得出结论，那不过是他妃子坐的。老宦官来向我了解状况，当他得知那高座的是马车夫的位子，皇帝的座位在车内时，他冷笑着问道，大皇帝焉能坐在一个方位比他高、背对着他的人下面？一同他想知道，咱们能否不把车厢规划在车体的后边。

  当作为礼品赠送皇帝的富丽马车设备安排妥当之后，我国官员们一方面当然十分赏识，但传闻这样高的座位是归于御者的，他们十分吃惊的以为任何人的座位怎么能高于皇帝的。

  炮车的数量在奏案中记载为八门，其类型和尺度别离是：“西瓜炮二个（径二尺二寸，长二尺二寸）、铜炮四个（径一尺，长五尺）、铜炮二个（径一尺二寸，长三尺）”（表一）。参阅随团战士萨缪尔·霍姆斯（Samuel Holmes）的记载，应别离对应2门12英寸榴弹炮（twelve-inch howitzer）、4门1磅炮（one-pounder）和2门3磅炮（three-pounder）。

  皇家炮兵队的巴瑞施副官同他的一队人员去查看军火储藏库。他们也把枪炮设备了起来，而且放到它们的车辆上。这些军火包括六尊新的铜野战炮，两尊迫击炮，一尊堡垒炮，和全套的炮兵队所用的器械。

  从通州到北京的路上，“送给皇帝礼物中的8门轻型野战炮是这支部队的押尾”。使团成员移居北京城内寓所后，“六尊小炮，两尊臼炮配上了一切的附件装上了炮车，放在大使住屋前面的内院里”。

  六门小炮本来方案带往热河为皇帝演示，但在寓所试演后，被钦差（福康安）否决：

  在带着的礼品中有六门十分精美的架在车上的小铜炮。每门炮每分钟能够接连发若干响。如此轻捷的发射物在其时在场的钦差看来却十分落寞，他毫不介意地说这种兵器我国军队里也有。开始他期望特使把一切礼品都带到热河，而现在他又十分古怪地说，皇帝很快就要回北京，这些炮也不用带走。

  一位官员从皇帝那里来要求把礼物中的大炮当即送到圆明园去，以便查看实验：我国人自以为他们也娴熟于实验，英国炮兵竟未能依预期到现场去扮演他们在机械科学和开炮技能上的特有的身手。

  乾隆帝观看了炮车演示，但反应并不活跃，有使团成员乃至将被驱离北京的原因归咎于此：

  也有这样的传说，当这些铜臼炮在皇帝面前试演时，他是赞许这些有损坏力的引擎的技能和技巧，可是他对立那种运用这些铜臼炮的民族精神，他对这种损坏性利器的前进同他们所崇尚的以仁慈为怀的宗教准则不能谐和。

  使团脱离北京后，马车和炮车被送往离宫安设或收贮。乾隆六十一年（嘉庆元年，1796年），造办处满意馆奉旨制作了三卷包括马车和炮车的“舆盖图”（或称“车轿伞图”）。依据现在所知的最早的三月初三日（4月10日）奏案，图卷原交西洋人制作，但呈现了问题，改由伊兰泰之子清柱等人一同制作。五月二十五日（6月29日），清柱、和柱完结起稿，奉旨照稿用宣纸上色绘画，此为榜首卷。十月，清柱照原图用宣纸再画一卷，此为第二卷。十二月，清柱再画一卷，此为第三卷。三卷均裱为手卷，前两卷配楠木匣，第三卷配袱、别、匣：

  遵旨查得所绘英咭唎各国恭进车轿等项图样，理应交满意馆绘画，乃奴才福长安、丰绅殷德并未留神交办，致使线法不能如式，均属非是，仰蒙指饬，实深惶悚，应请将奴才福长安、丰绅殷德各罚俸三个月，并将满意馆司员员外郎福庆、金江各罚俸半年，以示惩儆。至奴才盛住于绘画事情并不催令西洋人赶忙处理，亦有不合，应请同时罚俸三个月。现在即令伊兰泰之子清柱、合柱等帮同赶忙绘画，再行呈览，伏候训示，谨奏。

  乾隆六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1796年7月1日），员外郎福庆押帖，内开三月初四日（4月11日）宦官鄂鲁里传旨：廓尔喀英吉利缅甸南掌所进车轿伞，着清柱、和柱起手卷稿一张，钦此。于二十五日（6月29日）起得手卷稿一张呈览，奉旨照稿用宣纸上色绘画，得时裱手卷一卷，钦此。

  乾隆六十一年十月十五日（1796年11月14日），员外郎福庆押帖，内开九月初三日（10月3日）宦官鄂鲁里传旨：将画过廓尔喀安南英吉利南掌车轿伞手卷着清柱照原图用宣纸再画一卷，钦此。

  乾隆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1796年12月13日），员外郎福庆、祥绍押帖，内开十一月初二日（11月30日）军机处交清柱画廓尔喀英吉利缅甸南掌所进车轿伞手卷，传旨交启祥宫裱手卷一卷，钦此。

  乾隆六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1797年1月13日），员外郎福庆、祥绍押帖，内开十一月二十四日（1796年12月22日）宦官鄂鲁里交清柱画廓尔喀缅甸英吉利南掌四国所贡舆盖图手卷二卷，传旨交启祥宫配做南木手卷匣二件，钦此。

  乾隆六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员外郎福庆、祥绍押帖，内开十一月二十八日（1796年12月26日）宦官鄂鲁里传旨，将画过廓尔喀缅甸南掌所进车轿伞手卷着清柱照原图用宣纸再画一卷，得时裱手卷一卷，配袱、别、匣，钦此。

  绘成的三卷“舆盖图”别离摆设于紫禁城内的坤宁宫东暖阁、乾清宫西暖阁和宁寿宫区域的景福宫。据摆设档记载，“坤宁宫卷”名为《廓尔喀英咭唎南掌缅甸四国舆盖图》，“宣统十四年”（1922年）被“泽公爷（载泽）、耆大人（耆英）等”要走。“乾清宫卷”和“宁寿宫卷”均名《廓尔喀英咭唎南掌缅甸四国所贡舆盖图》，“宣统十四年”被一致收入乾清宫，装入“地字榜首箱”和“地字第四箱”，去向不明。

  三卷中的“宁寿宫卷”被《石渠宝笈三编》（成书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录入，留存下较为具体的记载，提醒出更多关于“舆盖图”的细节。录著显现，该卷绘成于乾隆六十一年十月，图幅纵一尺三寸二分（约合42厘米），横一丈八尺四寸五分（约合590厘米），图制作了十件乾隆五十七至六十年间由廓尔喀、英吉利、缅甸、南掌四国所进“舆盖”，每件均标示“楷书标题并满洲、蒙古暨本国字音译”四体文字（图一）。

  走运的是，此卷现存我国国家博物馆，名为《清柱和柱绘英吉利等国所贡舆盖图卷》，卷首残。从绘成时刻（乾隆六十一年十月）来看，应是上述满意馆所绘第二卷。图中绘有英使团所进凉车、暖车和两门炮车，图旁用汉、拉丁、满、蒙四种文字标示“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英吉利国王热沃尔日恭进凉车一辆”“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英吉利国王热沃尔日恭进暖车一辆”“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英吉利国王热沃尔日恭进炮车一辆”和“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英吉利国王热沃尔日恭进炮车一辆”（图二）。

  图二 《清柱和柱绘英吉利等国所贡舆盖图卷》中的英国马车、炮车及四种文字标示（我国国家博物收藏）

  对照东印度公司礼品购买清单，能清楚地辨识出两车上的黄色织物和花卉图样。凉车一侧为整面玻璃窗和百叶扇，车门上制作带有我国风格的人物画。暖车的玻璃窗较小，车门上也没有绘画。两车均为四轮独辕，车夫的座位居高临下，印证了前述中方人员的质疑。

  值得留意的是，满意馆还奉旨制作了与舆盖图款式相同的《安南缅甸库尔喀西番乐器图》：

  乾隆六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1798年10月29日），接得员外郎福庆、祥绍押帖，内开五月初十日（6月23日）宦官鄂鲁里传旨，安南缅甸库尔喀西番乐器，着清柱和柱照舆盖图手卷款式起手卷稿一卷，于五月二十六日（7月9日）呈览，奉旨照稿准画，俟画完时各按例添写满、蒙、汉、西番四样字，钦此。

  这种体系性的收拾，提醒出乾隆末年安排制作一系列外国礼品图的意图。经过对礼物的收拾、绘图和摆设，完成了对统治者个人武功和国家权利的前史书写与图绘。下文还将看到，礼品什物被摆设于离宫前殿，也是对这种成果与权利的宣传。

  档案记载，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795年1月14日），乾隆帝对英国礼品全体进行了从头安排，马车和炮车被送往静宜园、清漪园及紫禁城外的武备院“安设”或“收贮”：

  但从奏销档来看，早在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1793年10月1日），也即英使团回程船舶刚刚抵达浙江定海时，乾隆帝就已命令将暖车和一门炮车（据上文判别为西瓜炮）于静宜园勤政殿安设，随后还拆除了暖车的装修皮边。“（八月）二十七日，金简、伊龄阿交暖车一辆（铺黄倭缎坐褥二件，玻璃四块，随鞍辔四分，车前皮边黄倭缎套一件）、炮车一辆，俱在勤政殿安设。于九月十二日（10月16日），奉旨将皮边拆去，交衣库”。估测凉车与另一门西瓜炮的安设时刻也大致相同。二者在清漪园勤政殿的摆设方位，依照嘉庆时期摆设档的记载，别离坐落南北梢间（该殿面东）的书格前，北间为凉车，南间为炮车：

  左格前设：凉车一辆（铺黄绸坐褥二件，四面玻璃，车前黄绸盖一件，周围缀纸绢花，随鞍辔四分，黄布夹套二件，黄布单挖单一块）；

  自乾隆五十八年以来，马车和炮车就一直摆设在清漪园和静宜园的勤政殿，直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这一年，内务府从静宜园撤去摆设，将原安设于两地的凉车、暖车一致调整至清漪园勤政殿两梢间书格前：

  格前设：凉车一辆（随黄绸坐褥二件，四面玻璃，车前黄绸盖一件，上缀纸绢花，鞍辔四分，黄布袷套二件，黄布单挖单一件）；

  暖车一辆（随黄缎坐褥二件，三面玻璃，车前黄缎套一件，黄布夹套二件，鞍辔四分）。

  凉车一辆（随黄绸坐褥二件，四面玻璃，车前黄绸盖一件，上缀纸绢花，鞍辔四分，黄布袷套二件，黄布单挖单一件）；

  暖车一辆（随黄縀坐褥二件，三面玻璃，车前黄缎套一件，黄布袷套二件，鞍辔四分）。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掠夺了圆明园，连累清漪园，勤政殿被焚毁。在这场浩劫中，法军将领蒙托邦发现了藏于仓库的马车和炮车：

  10月7日下午，蒙托邦将军又去圆明园宫殿邻近的各寺院巡视，那里离法军营地不远。回来的路上，他发现了一处仓库里放着一些马车和成套的镀金镀银马具。一眼就能看出都是些欧洲货。那是英王乔治三世（维多利亚女王的祖父）赠给乾隆皇帝的礼物，即1793年，由马戛尔尼勋爵送来的。那些东西都原封未动，如同从来就没运用过。还发现两门榴弹炮以及全套装备（马拉牵引车、炮架、炮弹），上边刻着的日期是1792年，地名是伍尔维奇，即闻名的英国皇家军事学院所在地。别的，还有些马戛尔尼赠送的礼品。那两门榴弹炮和在大沽要塞发现的大炮今后都被送回伍尔维奇皇家弹药库。关于这一发现，没有一个英国前史回忆录作家不言及的，在此就不多说了。

  依据记载，两门炮车被侵略者从头带回英国，保藏在伍尔维奇（Woolwich）的皇家军事学院弹药库（现为皇家军事学院弹药库博物馆，Royal Artillery Museum），今日的观众，还能看到这两门历经沧桑的炮车（图三）。而两驾马车则很或许消失于损坏和大火。从浩劫往后清漪园勤政殿的摆设档来看，幸存物仅剩“古铜鼎炉四件（内二件盖，顶破）”，破坏程度可见一斑。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藏有一辆四轮独辕的哈契特马车，为1790-1791年制作，可视作马戛尔尼使团礼品马车的相似品（图四）。

  在英使团礼品中，马车与炮车的性质本不相同。马车是与科学仪器价值适当的奢侈品，是对乾隆帝喜爱西方精巧器物的投合，兼具实用功能。炮车则是兵器，承担着展现英国军事力量的重担。但不管马车仍是炮车，在使团在京期间，尽管引起了一般民众和随行官员的爱好，但在乾隆帝及其近臣眼中，要么不合礼制，要么习以为常，并未到达英方预期的作用。

  从乾隆末年对外国礼品的体系收拾来看，中方对马车与炮车也并非不注重。二者与廓尔喀、缅甸、南掌等国所献车轿、伞盖一同，同被归为“舆盖”，大约视同仪仗。在这里，马车和炮车的性质都发生了改动。从安排制作三卷《舆盖图》、摆设三宫、收入《石渠宝笈三编》等行动来看，乾隆帝更多地将其视作个人武功和国家权利的纪念物。这也能够解说为何马车与炮车被分为两组，对称安置于静宜园和清漪园两大离宫的前殿。

  这种摆设形式是立异性的，一般的正殿梢间，要么安置相对私密的佛堂，如养心殿；要么收储宝藏，如乾清宫。以西洋马车和炮车作为要点摆设物，极为罕见。不只反映出外来文化对清宫的冲击，也代表着宫殿对外来文化的情绪和认知，值得后续重视和评论。这一摆设方法继续了整整五十年（1793-1843），又阅历了时间短的三年（1843-1846）调整，终究连续收库。14年后（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圆明园及周边，为马车留下了终究的记载，并将炮车作为战利品带回了英国。今日，在英国的两个博物馆中，还能看到炮车的什物和马车的相似品。

  （本文摘自《我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年第12期，作者徐斌[故宫博物院]。汹涌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